毕利军
“你是个勇敢的人吗？”
“我想‘勇敢’不足以形容我，我是‘虎’。”
38岁那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毕利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领团队离开北京，远赴广东，创办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人生迎来急转弯，一切从零开始。
家人支持你吗？同行理解你吗？会有人笑你不务正业吗？
毕利军愣了一下，似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起点：中科院
作为一名科学家，毕利军的研究对象是“结核病”，就是古人谈之色变的“痨病”。随着科技和医学发展，结核病早已不再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但无论药物还是疫苗，都还远远称不上理想。
“一吃药就是6到9个月，很多病人坚持不下来，不按时按量服药的后果就是造成耐药性。药物还有一定副作用，我见过一些病人，细菌杀完了，身体也搞伤了。”毕利军说，“唯一的疫苗——卡介苗，只对一部分结核病有效，对最常见、危害也最大的肺结核没有用。保护期又短，只有10到20年。保护期一过，你想再打一针‘续上’，对不起，没有用了。”
结核病防治上的这些软肋，归根结底是因为基础研究不足。结核杆菌侵袭人体后，并不像很多病原微生物那样能产生毒素，它到底是怎么让人类生病的？这个过程一直非常神秘。在生物物理所，毕利军团队把结核杆菌基因编码出的4000多种蛋白做成一张“芯片”，就像把4000多个嫌疑犯排列起来，由军队和警察（免疫细胞和免疫物质）来现场辨认。
“4000多个‘嫌犯’里，谁是‘恐怖分子’、它们干了些什么、和免疫系统的战斗是怎么打的？把这些搞清楚，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跟病菌作斗争。”他们的研究工作从上游做到下游：从探究结核杆菌的致病机理，到筛查耐药菌株，再到研发诊断试剂盒、疫苗和药物。
这个成体系的研究平台发布后，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很多人写信来咨询，身边“近水楼台”的同事们则干脆直接借用。
“有了这个平台，研究其他细菌也可以，研究新冠病毒也可以，能节省科研人员很多时间和精力。”做了一个有用的东西，毕利军自然而然地想到：怎么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用上它？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推着她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首站：佛山顺德
毕利军创业的第一站，是佛山顺德。当时中科院与广东省政府签署了一个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就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毕利军“出走”佛山的第二年，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佛山分所，毕利军担任分所所长，还成立了广东体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核病新型诊断、预防技术及产品。
中科院和地方政府搭台，生物物理所撑场，毕利军的创业起点不低。但这条路仍然困难重重——“一个又一个坑，掉进去，爬出来，走不了几步，又掉进去，再爬出来”。
公司低谷的时候，产品卖不出去，“融资融了好几轮，身后多少股东盯着，你想想那个心理压力”。等公司有起色了，又有人提议，赶紧到海外去上市，把获利最大化，“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们的初衷不是赚快钱，而是建立中国的民族企业，为中国的医疗机构和结核病患者服务”。
与相对单纯的科研环境不同，创业面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面对多方角力，毕利军的态度就是“不周旋”“不妥协”。“公司就像我的孩子，母亲为孩子能做到什么，我为公司就能做到什么。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养大，再培养更多‘孩子’，让他们为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一份力量。”
有人说她是“女强人”，她回道：“为国家做事情，还分什么男女？”
征途：大江南北，“一带一路”
毕利军说，她的“虎”，可能源于家庭环境。她生于军人家庭，长在军队大院儿，刚满18岁就宣誓入党——这是全家默认的成人礼。
这个“虎”里“虎”气的女人，似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显得特别大手笔。在她的办公室里，整齐排列的书柜几乎占据了全部墙面：一年读书100本，管理学的、创业的、企业文化的……自己看不算，还把读书心得做成PPT定期向团队成员分享。不管是书架上的书还是文件夹里的PPT，都多得令人瞠目。
除了读万卷书，她还行万里路。办公室里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色和蓝色标记画出她的足迹，“我到过的地方，拜访过的客户，去过的结核病医院……”遍及大江南北，远至边疆地区。
她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将科学创新转化成果应用于结核病防控筛查的倡议，协助地方临床医院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她在广东、福建部分地区针对青少年开展的筛查试点工作，切实降低了这些地区的结核病发病率；近年来，她又走进“一带一路”，推动中国防痨协会与巴基斯坦结核病防控系统的全面合作……
“我当初创业，就是出于一个信念：我不能光花国家的钱，我也得为国家创造一些钱。”毕利军说，“经过这些年的打拼，我进一步意识到，我的事业是健康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借助中科院的科技力量，为更广阔的地方带去医疗水平和健康事业的提升，通过生物科技为人民健康提供保障，这是我的使命。”
